导读: 

今年是5·12汶川地震12周年。

想先问问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纪念日又被人们提起,您还会想起汶川地震吗?即使会想起,是否有些模糊了?

如果是这样,那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想起它,又年复一年地纪念它?在回答它之前,我们先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试想,12年后的2032年,我们还会对当下这场席卷全球的传染病记忆犹新吗?如果想起来时,我们会想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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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问题的回答涉及到许多方面,包括灾难纪念日的警世意义,人类是否能从经验中吸取教训,选择性遗忘的自我修复等,每一个话题都可以衍生出丰富的思考和讨论。但作为人类发展的研究者和行动者,当汶川地震纪念日和当下疫情蔓延发生交叉时,我们要思考的是它们是否有联系,又发生着怎样的联系,我们如何找到自身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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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通常的舆论中,因为同为传染病,人们往往将新冠病毒与SARS、埃博拉、1918西班牙流感等关联起来讨论和对比,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生物性质的联系对比往往将反思集中在科学技术或管理技术上,人在其中的主观感受和经验是缺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也被抽离,而这才是事关每一个人细致入微的生命过程同时也事关整体“势态”的关键要素。当我们从病毒本身退一步,从更宽泛的“灾害”和“灾难”角度来看,将当前疫情与类似的受灾经验相联系和对比时,我们看到了人类经验的共通性。于是,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就灾难经验而言,汶川地震成为最重要和具体的一个参照。

联合国将“灾害”(hazard) 定义为“可能会带来生命损失、伤害或其他健康影响,导致财产损毁、社会和经济破坏或环境恶化的过程、现象或人类活动”。而“灾难”(disaster)正是灾害性事件对一个社区或社会的严重破坏,往往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地震和传染病一直都是人类潜在的“灾害”,它们的发生几乎伴随着人类进程,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从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和引起的关注程度来说,汶川地震和新冠疫情是完全有理由并列来看待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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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两次大灾难的对比,可以总结出诸多差异。

第一,地震波及的范围有限,只集中在一片地理区域,其他地域可以照常运转,而现在的疫情影响范围之广几乎无一地区幸免。

第二,汶川地震时全世界援助、全民动员,现在的救援基本局限在医护领域,大部分民众只能在家束手无策。

第三,地震只发生于一瞬间,之后漫长的工作都是灾后重建,而病毒则“像水一样无边无际”(端传媒主编张洁平语),漫长而持续,甚至反反复复,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

第四,地震的特性会导致传播中有大量惨烈影像,这更容易给人形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让人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而现在的“灾难”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给人形成感官刺激强化认知和记忆,除了感染者,更多人直观的感受只有“行动受限”,一旦解除封禁,这种受限感也会随之淡化,令人难以意识到我们正身处一场灾难中

第五,因为受难的单向性,地震时人们很快将”灾区“定位在四川、”灾民“定位为四川人,人们普遍对其表达同情和支持,而现在因为灾害的传染性特征,湖北和武汉并没有赢得普遍的同情和鼓励,反而面临着被歧视和污名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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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两点是两种灾害的自然特征本身带来的情况,那么后三点则与人对灾害的认知和对灾难的建构紧密相关。针对后三点,我们可以提出相应的三个问题,如果疫情长时间持续,是否存在”灾后重建“?如果人们没有直观感受到置身灾难,那我们是否还要将它认定为一场灾难?我们到底应该更有意义地如何对待武汉?

对这些问题的整理,导向了一个更清晰的议题:如何认知和反思灾难,并将这种反思融入到长期的认知与行动中。这时候我们重读了《汶川地震、社会损失与社区重建》(以下简称《社会损失》)这篇文章,并从中找到了一些可能的答案和方向。

2017年,由投身于地震救灾的一线行动者、教育者和研究者组成的“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出版了「灾害启示录系列」丛书,包括《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以下简称《坚守》)和《聚焦:中国救灾实践样本》四本书,汇集了丰富的行动案例和救灾中的生命故事。而这篇文章则是《坚守》这本灾后重建案例集的序,写于地震发生九年后,因而也就不仅是对灾难本身,也带有对灾后重建反思的意味,对我们思考当下的疫情有极大的启发。

                                                     * “灾害启示录”系列丛书

在《社会损失》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了中国式救灾和跨越式发展的局限,分析了社区灾后重建的深层次困境,提出了区别于物质损失的“社会损失”概念。以下我们对原文进行一些摘录和提炼。

中国式救灾和跨越式发展

“从汶川地震后九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凭借中国式救灾模式对灾区民众物质损失的补救非常迅速有效……我们也发现举国体制的救灾模式在抢救生命、物质救济、临时安置以及硬件设施恢复建设上的奇效,极大地增强了人们重新生活的信心。但是,这些侧重物质方面的重建并不能完全驱散弥漫在人们心中的深层恐惧……在关乎灾后民众生计、社会关系、心理慰藉、文化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是社会损失的补救方面,则进展甚微……

“究其原因,乃是我们只是侧重物质损失重建,而忽视了社会损失的建设。中国式救灾模式本身就缺乏对灾害的社会性根源的反思,于是在社会损失的修复方面我们不仅缺乏想象力,无法理解灾害发生与社会结构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更缺乏行之有效的举措和重建结果……汶川灾后社区重建的实践表明,面对漫长而细致入微的社区日常生活(非物质)方面的社区重建,尤其是老百姓的精神重建,灾后应急机制是无能为力的。”

在指出了传统救灾模式的局限后,作者又谈到了救灾之后,灾后重建成为各地政府拉动GDP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契机,展开“跨越式经济发展”,力图把灾区打造成”世界现代田园都市“,为灾区争创5A级景区,将地震遗址打造成大众旅游景点,大规模兴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受此主导潮流影响,许多民众也逐渐被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所支配,哪怕在灾后重建中与NGO一起探索另类旅游模式的”映秀母亲“,一旦短期无法获得更高收入,也会转而投身主流”消费灾难“的旅游业。在这样的热闹背后,当地针对次生灾害的环境治理工程几乎为零——2013年暴雨后的山体滑坡,冲毁了汶川草坡全乡的水泥路,于是政府又开始全乡异地搬迁。在新的安置小区中,灾民被当地人欺负,人们置身于陌生和疏离的社会关系中,“旧的精神困扰还没来得及解决,又面临处理迁移过程中邻里的社会心理适应问题。”

作者认为,这样喧嚣急躁的”重建“模式进一步强化了资本权力的优势地位,弱化了社区民众的主体性,人们也没有”停下脚步安静地反思生命与自然的价值“,思考如何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反而在”停不下来“的经济增长狂热中,”劳动“与”自然“发生了双重异化,不仅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也导致了社区民众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出现异化。

“与‘增加收入’和‘扩大消费’的欲望相比,任何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人与自然的行为都变得不合时宜或者没有意义,在‘跨越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再生’之间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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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脆弱性和社会性损失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援引了南都基金会提出来的“社会损失”概念,用来指灾害及不当救援和重建对社会资本、制度、文化和精神等造成的“各类非物质性损失”,包括失去家庭成员、社会缺乏自组织、灾民主动性缺位、政府公信力降低等等。对于灾后重建而言,民众”基于安居乐业的信心、人与环境关系的修复、社会关系的重生、丧亲者的精神康复与否“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尺度,因此,社会损失的修复是灾后重建的核心。

“人类文明发展日益复杂化、系统化和决策的中枢化也导致人类对静谧复杂系统的过度依赖,进而使其抗逆能力退化,增加了“社会脆弱性”。而灾害对系统的破坏性具有一种归零作用……”

作者指出,面对灾害,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它是“人类需要面对的正常生存挑战之一”,它在给人类带来破坏和损失的同时,也会激发人类的多方面能力(如抗逆力、适应力、组织力和行动力),更是大自然和人类的“沟通”信号,提醒人类反思自身行为,重新审视价值取向,学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在灾害来临时,开展一系列“社会性修复”的活动,例如与社区民众一起反思生命意义和价值取向,探讨“环境脆弱性”的根源及应对办法,鼓励社区互助团结,增强民众自主性和能动性,那么我们将有机会利用这个被”归零“和”暂停“的时期和情景,化危为机。具体而言,绿耕灾害社会工作中常采用的“优势视角”和“能力建设”便是一个灾后重建社区切入的有效方法,致力于发掘和提升人们的抗逆力和创造力。

最后,作者如此总结:

正面灾害观和持优势视角、资产及能力建设模式都是立足社区民众的社会损失(非物质损失),以辩证观念实施化害为利的行动策略,这些观念和策略包括“灌注希望”、“组织起来”(自组织建设)、“自力更生”(主体能动性)、“天人合一”(反思生命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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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与新冠疫情

摘录难免会损失一些原文的本意,但这里突出的重点已经呈现出足够的视角来帮助我们对当下疫情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思考和反思。相信你在读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熟悉的内容和与当下相关联的描述。

首先,从物质损失和社会损失两方面来衡量,当前疫情都足以够得上是一场实质性的灾难。国家统计局4月18日公布了GDP核算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比上一年同期负增长了6.8%(注意是负数)。官方公布的2月份的城镇失业率达到了6.2%,创历史新高。实际上,中国确切的失业数字很难统计,因为有大量零工和农民工——斯坦福大学的REAP团队电话调研了726位中国农民,结果显示他们调研的四分之三在隔离期间整个月都没有工作也因此没有收入,92%报告收入下降。至于全球,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各类专家预测现在的情况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的经济萧条都更严重,而早已“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必然同样受到来自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击。

无需列出更多数据,大部分人从微观生活层面上都能感受到自己和周边经济状况的紧张,包括身边不断有人失业和待业,而这样的物质损失也会转化成社会损失,尤其是人们内心的创伤、关系的紧张和微观环境的动荡,更不用提和地震时同样发生过的一些公信力的问题,已经从整体上影响到了我们共居的社会环境。但是,闭关期间,一些学者以为这是极好的提醒对狂奔了四十年的中国停下来“集体反思的难得契机”,而再次的,人们只是急切想要回到旧生活,想要往前走想要要“跨越式发展”,迫不及待地要解开一切枷锁,把反思和问责抛之脑后——雾霾等污染问题席卷重来。在武汉解封第二天,封城期间一直维持低值的二氧化氮指数,立刻双倍飙升,北京的PM2.5指数也在五月初再次猛增。

被建构的)发展惯性让人们觉得这场传染病只是我们现代化道路阳关大道上遇到的外在小路障,扫清障碍就可以继续狂飙突进,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实际上,它的爆发和传播根本就是我们这种单一线性增长式发展路径的内在结果。这场肆掠全球的瘟疫绝非只是单一类型的自然或人为灾害,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双向关系置于了问题的核心位置,亟需人类对此进行反思和改变。这里人与自然的灾难成因矩阵并非只是”关闭野生动物市场“那样简单,许多学者指出,病毒的演化和传播与资本化的流动、工业化农业有关,其在全世界的迅速扩散更是全球化大趋势带来的后果。

其中流行病学家Rob Wallace和其他几位专家合作的一篇文章写道:

“在武汉最大的市场里,野生动物这种奇异的食品行业如何在传统牲畜行业旁边进行销售的呢?……重叠的经济地理(小生产者与资本化的生产相重叠)从武汉市场一直延伸到内陆地区,在那里,野味和土产品是在不断缩小的边缘中生产的。由于工业生产侵占了最后一片森林,野生食品企业必须进一步深入荒野,来增加供应和扩大销售。结果,最奇异的病原体,例如由蝙蝠携带的SARS-2,从食用动物和在照料它们的工人身上找到它们传播的路径。”(转自食物主权公众号的翻译,原文链接:新冠病毒与资本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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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个月对疫情的叙事中,我们“战疫”的“敌人”很明确,就是病毒,我们的“靶子”也很“显然”,就是野生动物市场,在这样的叙事下,似乎我们拿下了这两个敌人,我们就取得“胜利”了。因此,这种敌我明确的战争化叙事弱化了人们对其灾难性本质的认识,忽视了对灾难发生所嵌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追问、反思和讨论。例如,劳动分工日益精细、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全球市场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受疫情影响,销售量和订单急剧下滑,直接导致生产线中的普通劳动者尤其是零工失业,而农村(因快速城市化)被流转的大量土地让农民工回到农村也无事可做,生计来源单一使失业者不仅面临经济困境,甚至遭遇社会心理困境。又如许多学者包括Wallace也提到的,农民售卖野生动物正是因为大规模工业食品公司和龙头企业从生产和销售各个链条对小农户的挤压,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的生计方式。

因此,对于发展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我们的敏感性需要我们抓住大自然给人类的反馈信号,引导社区公众追溯疫情发生的过程和社会本质,一方面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探索类似“社会经济”这样的替代性发展模式,从而“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减少引发灾害的社会性风险。

其次,如果我们将其认知为一场“灾难”,那么疫情的持续并不意味着灾后重建是在它完全消失后才到来的任务,而是伴随着疫情应对机制和社会政策而不断调整的一个社区建设过程。在疫情的最初防控阶段,各社区的社工主要根据政府要求投身于对疫情的排查和统计,但社会工作者绝非只是一个政策的被动“反应机制”,而应该是主动的建构者、反思者和行动者。在疫情一开始,社会损失就已经开始持续而普遍地发生了,而随着解封和政策的放松,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彻底回归正常,因长时间封锁、隔离、压抑、对染病和死亡的恐惧甚至亲历,人们的心理、人与人的关系、社区环境等社会文化方面都经历了损伤,需要很长时间的复原过程,更何况“开”与“关”的反复可能会断断续续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在医务治疗和预防之外,社会性的介入必不可少,这方面的援助武汉和湖北尤其需要。

在这次疫情的传播和叙述中,武汉被形容得最多的是”疫情源头“(epicenter), 甚至在最开始人们直接以“武汉”来冠名这次传染病。鲜有人将之形容为“灾区”——这跟汶川地震时完全不同——也就很少有人将它认知为“灾区”,因而也就很少有对武汉人所承受的压力和创伤的体认(还需要注意“武汉人”这个词不是代表的武汉成年人,还有老人儿童妇女底层劳动者等等)。实际上,对于灾难管理(Disaster managment)而言,制定适应性策略、重建社区行动计划及动员本地力量共同提出解决方案是相应的重要工作方法。但是认知的差异与反思的深度导致了应对方式上的不同,因为这一认识的缺位和反思的不足,针对本次疫情,我们极少看到这方面的措施。毋庸置疑,疫情严重期间有大量医疗紧急救援和民间紧急援助,而救援之后,长期的社会性重建和恢复并未常被探讨,尤其是社区层面动员居民共同参与重建的内容常被忽略。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些民间力量在为武汉社会损失的恢复而努力。比如一群90后志愿者组成的“武心援”团队不仅在疫情严重期间帮助患者和孤寡老人,在武汉解封后,又为武汉筹备了线上公益音乐会,向所有人征集表演视频。武汉民间的互助力量也一直在托住这座城市,那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带来的是希望,正如《社会损失》文中写道的“每当我们看到‘啥子都没得了’(“归零”)的时候,同时被人类与生俱来的抗逆力、组织力和行动力所感染,在最绝望的地方我们读懂了希望。”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这场瘟疫作为灾难可能给人们带来的恶果,也要意识到人们自身具有的优势与能力,在这种辩证的灾害观念指导下,我们才更有可能实现社会公义,探索“天人合一”的环境。

结语

许多人将2008年作为中国公益元年,因为汶川地震之中和之后爆发的民间组织发挥了空前力量。而因为灾后重建的复杂性,很多组织扎在当地至今没有离开,不断去回应援建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多样化需求和变化。比如中国心,从最初的救灾转而关注青少年教育,再衍生出了“妈妈农场”,探索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又比如绿耕的四川团队,在汶川完成重建任务后,又在2013年雅安地震发生后赶赴雅安进行社区重建。

因为这的确是一项需要漫长时间扎实深入去开展的工作。灾难爆发只有一时,但是社会性恢复需要更长时间。一次灾难之后,需要重建和恢复的不只是经济,它还涉及到人们的社会、心理、文化、环境等等各个方面。在“后疫情时代”(它是否到来都要打一个问号),当下这次灾难带来的社会损失会有哪些、会持续多久、可以如何介入和转化,并不是随着解封的到来而消失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接下来深入思考和探讨的方向。如果我们认可新冠疫情对于中国是一场堪比汶川地震的灾难,那么它也值得一个纪念日,警醒后人,不要忘记。

作者 : Pluriverse
网站编辑 :陈羲和